明朝景泰元年，朝廷以边圉事殷，令天下生员纳粟上马者，许入监。

其上选事例，与岁贡同。

这就是明朝首次允许以纳贡的形式入监，而入监的目的自然是以国子监生的名义进入仕途，虽然品级不高，但毕竟有了官身。

此例行四年后暂罢，但是在成化二年，南京发生大饥荒，守臣建议，令官员军民子孙纳粟入监。

由此，纳贡成为常例，在朝廷缺乏粮食、马匹甚至草料的时候，都会按此例执行。

虽然正统读书人对此颇多非议，甚至礼部尚书姚夔上奏：“切惟国子监乃育才之地，朝廷资以致治，近因各处起送四十岁并纳草纳马生员，动以万计，已不胜其滥，今又行此，将使天下以货为贤，士风日趋于陋。”

对此，明宪宗以为然，再次停止生员吏典上纳事例，但是之后弘治、正德乃至嘉靖朝，每当朝廷需要时无不以此解决物资紧缺的难题。

现在，葛缙再次以京营缺马而太仆寺难以筹措为理由，申请兵部上奏此事。

杨博知道，这份奏疏上去，嘉靖皇帝那里肯定是会答应的，至于旁人的非议，还是由他们吧。

作为兵部，解决军方难题才是正务，至于非议，当这些人升到高位又面临此难题时，纳贡依旧是最后，唯一的解决法子。

细细看完张守直的条陈，和以往惯例一样，京卫武学生员有愿纳银纳马入监者，取武学师生并该卫所保结已应举者纳银二百四十两，未应举者银三百二十两，民间及军余也可按此办理，来京纳贡。

在职武将也可以纳贡获得升迁，镇抚要银一百两，指挥需银一百四十两，都指挥以上纳银二百两，若已立功一年至四年者，各照年限职品递减

在外卫所军余有愿充承差者、印吏、役者，布政司知印纳银一百两，马以四匹，外贴银八两；都司知印及布按二司承差银八十两，马以三匹，外贴银十两；都司承差银七十两，马以三匹；布按二司吏与银六十，酌马以二匹，外贴银十两；都司及各府死马寺行太仆寺盐运司吏典银四十两，马以一匹，外贴银十四两。

各司府首领并州县吏典银二十两，卫所吏典十五两，供于本省府纳免其考选候缺参补。

可以说，只要愿意出银子纳贡，几乎可以买到全部中低级吏职，甚至普通人纳贡二十两银子，就可以授以冠带。

其实，授以冠带的纳贡虽少，却是很大的一块收入。

地方上商户甚至小地主，只要有财力都会选择此项，因为给了这笔银子，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和读书人一样，公开穿戴以前不能使用的材质制作的衣服。

在封建社会时期，人们的衣着不仅是美的体现，更能表现出自己的身份地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明初，朱元璋更是建立了十分严苛地服饰等级制度，不同人群的衣着特点有明显的不同。

比如商人群体，朱元璋出身贫寒，自幼见惯了唯利是图的商人，所以对他们十分鄙夷，在登基之后也想尽办法打击商人的发展，比如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没有建立完善的商税体系等。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朱元璋将商人从服饰上与其他百姓区分开来，不允许善根穿戴丝织品，以此打压商人的地位。

要打破这种桎梏，要么就是商人家庭出现读书苗子获得出身，要么就是以纳贡的方式解除这种限制。

实际上，按照朱元璋本心，纳贡制度应该是不被允许的，只不过后代子孙在面对实在难以解决的困难时，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法子。

“既是按照旧例，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杨博已经看过了条陈，也知道这主意应该是张守直和葛缙商量后的结果，自然不能轻易否决，即便他内心其实不想使用这个法子。

看向葛缙，杨博说道：“葛侍郎，此奏疏有你草拟，到时候我递交上去。”

“是，大人。”

葛缙和杨博一样，都是两榜进士出身，要说对于纳贡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可是坐在这个位置上，想的只能是如何解决问题。

京营缺马的原因，他通过调查已经知晓，可又能如何？

还不是只能想尽办法从太仆寺再凑一批马匹，哪怕几年后这些马匹又没了，到时候的接任者继续想办法凑就是了。

南京城外一所破败的小庙一改往常冷清，庙外几个身强力壮的武士站在四周，监视着周遭一举一动，十来匹马儿缰绳被绑在树上，时不时有马嘶声传来。

“我就说严嵩那老家伙没安好心，这几年我们费了多大的劲打通了长江沿岸的商路，他们这是一上手就像掐住九江，抢咱们的生意。”

一个魁梧的汉子低声咒骂着。

“好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还是想想京城下文后咱们该怎么反应。”

又一个体型富态的胖子开口劝道。

“我说公爷，这可是抢你前军都督府的地盘，你就不说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