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课,其内容就是调查官员的功过和业绩,官员的升官降职、赏罚以及俸禄就与考课相关,同时也是整顿吏治和鼓励官员的有效方法。
宋代机构冗杂,多余人员繁多,重要的原因是宋代的考科制度只重视资历,却不重视政绩,导致考课比较形式化、空洞化。
明代吸取宋代的教训,考课制度更加严格。
因为皇权的强化,明代的考课制度更加维护君主专制,吏部考功司“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都御史的重要职责则是“遇朝觐,考查,同吏部司贤否黜陟”。
这两个机构相辅相成,不仅分工协作,而且相互监督。
管理考核有考满和考察两个系统,考满是“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就是所谓的“古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遗意”。
因为根据官员所在的地区和等级的不同,考满体系和内容以及晋升任免的标准会不同。
张居正的考成法源于以前的考课制度,由于没有整肃朝廷的纪律,官僚腐败现象频频发生。
张居正在隆庆年间上《陈六事疏》中就写道,“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
由此可见,明代吏治到隆庆的年间已经破败不堪,主要弊端就是对于皇帝的诏书,官员只进行传达,对于实行过程、执行结果也无人过问,这就使朝廷的诏书成为摆设,没有实效。
当然,申时行认为的考成法就是催征钱粮之法,虽然确实是考成法重要一环,但在万历初期解决朝廷财政困窘局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国家的财政状况差,主要就是受到土地兼并和征税困难的影响。
农民为兼并土地而承担了各种的赋税,最终难以承担起巨额税金,甚至使农民破产逃亡,让人民流离失所,这就是当下的经济背景。
另外,由于民间滞纳课税的现象日益严重,不仅是课税业务,也导致了整个朝廷财政的不景气。
所以在地方上推出考成法,根本初衷也确实就是为了催征钱粮。
以往每到户部揭不开锅来的时候,就会向地方催征拖欠税赋,而张居正的考成法则直接让拖欠的官员要为此负责,所以自然不敢纵容豪绅拖欠。
虽然在此过程中,确实也让一部分百姓为此破产甚至被迫逃亡,但实实在在的,在考成法推出后,大明十三省拖欠税赋大减也是不争的事实。
之所以大明朝出现拖欠赋税,小民自然是做不到的,也只有地方豪绅能够做到,还是和官府相互勾结之下进行的。
每到国中有大喜事或者新皇登基,必然大赦天下,而赦免的不仅是一些罪行轻微的人犯,还有就是这些拖欠的赋税。
试想,只要能拖过几年,老皇帝一死,新皇帝登基,税钱就不用出了,这么有利益的事儿,谁会不想干?
而地方官员虽然是流官,可为了治下安稳,对此也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对此地豪绅网开一面,别的官员也会在他老家对自己的家族格外开恩,最终不是大家都得利,只有朝廷吃亏。
好吧,朝廷家大业大,也不会在乎那么百十千两银子。
其实,治理一个国家,根本就在于财政。
朝廷有钱,有灾可以赈济,开出足够饷银也可以练精兵,即所谓富国强兵。
虽然文士以视钱财如粪土标榜自身清高,可入朝为官,还真不能再这样做。
通过建立制度,合理的向民间收取适当的税收,国家财富在支用之余还有结余,也就能富国强兵。
只不过一般在王朝末期,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才会逼迫百姓起来反抗,随之王朝覆灭。
其实造成这个的原因,就是王朝还是知道钱财的重要性。
但是,支用太大,没有其他法子补充财源,就只能对升斗小民出手。
相比地方豪绅来说,小民的钱无疑最好抢。
只是,当小民的钱财被洗劫一空后,为了王朝财政平衡,最终还是会对豪绅下手,而这就是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实际上,小民作乱只会导致天下不稳,改朝换代更多还是因为豪绅也被逼迫。
他们有能力,有关系联合起来,汇聚出更强大的实力造反。
历史上的王朝更迭,除了明太祖朱元璋布衣起事,完成从社会最底层到最顶层的阶级跨越,纵观历史再无第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