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之所以这般肯定，自然是有原因的，而且这原因说起来还特别简单。

王锡爵万历十年就因为父亲病重而回乡侍奉老父，其中经历父亲逝世而守制，再因为此前高务实的阻碍而未能第一时间起复等等，前前后后算是耽搁了差不多五年时间。

对于出生于嘉靖十三年、已经五十四岁(虚岁)的王锡爵而言，他虽然还有十七年以上的宦途生涯，但浪费的五年毕竟是实打实的，一定会想着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补上”。

而与高务实履新之后要烧那“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样，王锡爵也肯定要烧这新官三把火，不仅要烧，还一定要烧出一番模样来，才对得起他王太仓的大名。

如此，高务实认为从小就重视名声且颇有点“好做惊人之语”的王锡爵，在抵京之后一定会把这次机会牢牢抓住，以期能给自己起复造势。虽然情况不同，但他肯定会想起当年高拱起复时的盛况，并争取自己也能“搞个大新闻”。

然而料人如神的高司徒这次只料对了一半：王锡爵紧赶慢赶，在高务实上完营救疏的第三天下午便赶到了京师，然后确实搞了个大新闻——但却不是针对“谤君案”及其余波，而是另一件更大的大事。

王锡爵下午抵京，次日一早便上疏言事：请皇帝早正国本！

在疏文中，王阁老用他名扬天下的文笔力图让皇帝知道早正国本的重要性。

其实“正国本”的重要性哪里还需要王锡爵多说，这几年早有不知道多少人提过这事了，在各种各样的奏疏中早就把道理翻来覆去说得明明白白，皇帝就是根木头也一定清楚了。

所以讲道理是一方面，虽然身在苏州但却深悉京师情形的王锡爵当然也不指望自己面子这么大，一开口皇帝就认怂了，因此他不仅是讲道理，而且给皇帝指出了一条明路。

按照王锡爵的说法，现在皇帝的“问题”在于想等嫡子出生，这一点他作为臣子完全可以理解。但嫡子何时出生是谁也不知道的，而国本却不可久悬，毕竟皇长子朱常洛已经六岁(虚岁)，对比皇上本人当年而言，再不出阁读书就有些迟了。

那么怎么办呢？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嫡庶之别”，而这一点在王锡爵看来是有办法解决的。

什么办法？让皇长子拜皇后为母，暂由皇后抚养。

当然，以王锡爵这样的学霸，提出建议的时候肯定要找些凭据，所以他又在疏文中举例，说汉明帝的马后、唐明皇的王后、宋真宗的刘后等，都曾抚养诸位妃子的儿子为自己的儿子。因此，请皇帝指令皇后抚育长子，则长子就是嫡子了。

不仅如此，王锡爵还考虑到皇帝不喜欢皇长子的生母，又提出一点：这样一来，则皇长子生母也就不必尊崇位号，以致于压制了皇贵妃。

王锡爵不愧是王锡爵，学霸不愧是学霸。如果按照他的这一套搞下来，看起来居然皆大欢喜了！

这里尤其要点明的一点，则是心学派历来是主张以皇长子为太子的，而实学派在这件事上则显得有些举棋不定。

大多数实学派官员由于被高务实的立场所影响，一直低调支持皇帝“等待嫡子降临”的说法。

然而王锡爵的这一手，直接动摇了实学派大多数官员的立场——嫡庶之别既定，皇长子为太子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啊！

高务实本来好好呆在家里等待王锡爵在“谤君案”一事上出招，谁知道人家的确是个厉害人物，不跟着高务实的指挥棒转，反而开辟第二战场，把火烧到了国本之争上去。

而且王锡爵这一手釜底抽薪还有另一层作用，即是将实学派内部本来就有的高、许之争扩大化——许国本意也是认为应该早正国本的，此前主要是因为他在上次重阳大会上被高务实压制了，因此与他想法相同的实学派官员也只好都跟着他偃旗息鼓，但他们的这种想法并没有因此而彻底磨灭。

王锡爵这一搞，许国这一系官员肯定有所动摇，再加上高务实本人又还处在“自我停职”状态，不好对他们进行压制，正方便了“不同意见”搞串联。

这么一来，即便是高务实，也坐不住了，不得不反过来跟着王锡爵的指挥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