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关于祁同伟的安全风险。”

祁胜利转过身，目光变得锐利，

“风险确实存在，但并非不可控。

波斯方面既然提出了这个要求，就有责任和义务保证他的绝对安全。

我们可以提出最严苛的安全保障条件，动用我们一切可以动用的明暗力量进行保护。更重要的是，”

他语气加重，

“祁同伟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伦敦、萨拉热窝的经历已经证明，他具备在极端复杂和危险环境下处理问题、保护自己的能力。

让他去波斯，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技术交接，更是一次难得的、深入观察和了解这个中东关键国家内部情况、与波斯军政高层建立直接个人联系、拓展我们战略影响力的宝贵机会。

这其中的战略价值，可能比单纯的技术指导本身更大。”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

祁胜利的目光投向窗外，仿佛看到了遥远的汉东和那间正在焦急等待的实验室，

“芯片！同志们！

我们争论的所有一切，最终都要服务于这个核心目标！

罗斯塔姆这个人，根据同伟和专家团队的评估，他的价值可能超过十套、甚至一百套DF-XX导弹的技术！

他是能撬动我们整个芯片产业升级、突破西方封锁的那根最关键的杠杆！

得到他，汉芯的成功概率将大幅增加，我们国家在信息时代受制于人的局面就可能被彻底扭转！

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是产业问题，更是关乎未来国运的生死之战！

与这个大局相比，一些可以控制的风险、一些可以管理的技术扩散，都是可以承受的代价！”

他走回座位，双手按在桌面上，身体前倾，目光如炬，扫过每一位同僚：

“我请大家想一想，当年我们搞‘两弹一星’的时候，面临的技术封锁、物质匮乏、外部压力，比今天小吗？

我们老一辈的科学家，像钱学森同志，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历经千难万险回国效力，为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