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曹魏中央军的系统是：
|——中军－领军、护军——诸营将校
中央军－大将军——|
|——外军－都督诸州军事
除中军与外军，曹魏还有作为地方兵的州郡兵。东汉光武帝罢兵募士，郡国兵力十分薄弱。到东汉末年，一些州郡守割据称雄，兵力转强，多数州郡的军队则逐一消灭或兼并。曹操统一北方，大大小小的割据武装或被消灭，或被收编，北方各州郡往往只有留屯的中央军，而没有地方武装了。当时丞相主簿司马朗建议令州郡都建立地方武装，以“外备四夷，内威不轨”。《历代兵制》：“自纳司马朗之言，复令州郡典兵，但地方州郡长官的权力却借此大大膨胀起来。所以《历代兵制》认为，曹魏政权的“兵权外聚于州牧，内归于大将军及太尉”。因此后来有人上疏魏明帝，要求解除缘边州郡刺史、太守的领兵权，另外派遣大将去镇守，以免刺史、太守领了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而不能“独修务本之业”。
曹魏兵制，还有屯田兵值得一提，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兵屯两种，是汉代官田出租办法及边郡屯田的推广。民屯的管理方式是：由大司农掌管全国的民屯，典农中郎将负责一州郡的民屯，典农都尉负责一县级单位的民屯，屯司马负责一生产单位——一屯。每一屯有屯田客五十人。民屯的任务是种植稻、粟、桑、麻，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收获上缴政府。屯田客不服兵役，但实行军法部勒式管理，应该纳入兵制研究的范围。建安初年开始的屯田，本是为了束缚流民于土地和为政府提供大量租入以充军需；到魏末晋初，统治者为了世家大族的利益，经常分割屯田，瓜分屯田客，屯田制度遭到毁灭性破坏。兵屯的开始晚于民屯，一般是保持原有的军事编制，设立在与吴蜀两国对峙的边境，让士兵且佃且守。东吴也有与曹魏大体相似的兵屯。
蜀汉兵制
诸葛亮 [27]
大致和魏相同，但又有其特点。蜀汉的中央军，《历代兵制》说：“蜀置五军。其左、右将军、督、护一人，其中师、监、护、典、参军各一人，其前师、将军、监、护、督军各一人，其后督、将军、兼一人。其将校略如汉。”五军即前、后、左、右、中军。中军与曹魏一样同时又是宿卫部队；前、后、左、右四军略等于曹魏的外军。蜀汉中央军置军师将军一至二人，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五军的组织系统不完全一样，中军有护军、监军、军师、都护、领军、典军各一人；前、后军有护军、监军、军师、领军、典军各一人；左、右军有护军、监军、都护各一人。史书记载，前、后、左、右军的统帅分别是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只有中军统帅是护军；而据王平、刘敏、姜维等传，前、后、左、右四军又常以护军或监军为各自的统帅。因此，前将军等官号，究竟是护军的另称还是进称，或者是不同时候的职官，还有待进一步考查。
蜀汉的基层军队，有许多不同的称号。《历代兵制》：“兵有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之别，盖不全用蜀人也。”这里所举的尚不完全，据王欣夫《补三国兵志》统计，蜀汉有以下称号的基层军队：曲长则蜀汉往往有专门的前锋队。无前可能为一支精勇的队伍。虎步，精勇的步兵队伍。虎骑，精勇的骑兵队伍，还有散骑、武骑等骑兵队。此外还有诸葛亮征南中后归附的夷兵，白毦，由以白羽毛为饰的夷人组成。飞军，以青羌为主。賨叟，由賨人组成。从这些称号可以看出，蜀汉政权不仅只有汉人军士，而且有招募归附的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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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兵制
周瑜 [28]
孙权在称帝前，曾以讨虏、骠骑、车骑将军的名号开府置僚佐，为当时的霸府之一。孙权为军队首脑，府中的僚佐，参照汉制，设军师、长史和诸曹，分掌众务。统兵将领有护军、领军、典军等，另置荡寇、虎威等杂号将军，实则不一定统兵。遇有战争，临时拜帅，任命一些军事将领为左、右都督或大都督，充当统帅或主将，战争结束则罢去。
吴黄龙元年（229年 [62]），孙权称帝。此后，皇帝为最高的军事统帅，其下，由丞相或官阶较高的大将军等加“领中外诸军事”或“督中外诸军”，以负责统领指挥全国的军队。 [48]
东吴的中央直辖军，也称中军，以宿卫军为主，有羽林、武卫、虎骑等营，其成员大多由孙氏的故将所领部曲组成，统率宿卫军的将领，称为督或将军，多由孙氏家族的子弟担任。宿卫军中，还保留了汉代的五营兵，其将军为五营督或五校督。 [48]东吴的统军将领中，以骠骑、车骑和卫将军的官阶较高，征、镇、安、平将军次之。其次，吴国领兵将领的官职多以督命名，督的名称很多，统领中军宿卫军以外各部者，有京下督、无难督、水军督、骑督、前督、左部督、右部督、升城督等。统领外军者，一般将所在地的地名，冠于督前，如西陵督、公安督、巴丘督、濡须督等。地方州郡，也实行双轨制建制，地方官兼有军职者，其所统领的中央军，称外军。另外还有地方军。东吴实行世袭领兵制，地方官不论是否兼领军事，都保留有自己的部曲兵，可以世代承袭。 [49]
东吴的军队，由水、陆军组成，以水军为主，陆军为辅。陆军之中，又含步、骑两个兵种。全国的兵力，约20万左右，舰船共有5000余艘。从基本的国策出发，东吴的作战方针以战略防御为主，凭借长江为天然屏障。为了对付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东吴经过长期经营，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水军，布置在长江一线。为了武装水师，在侯官（今福建闽侯）设有规模宏大的造船厂，造船技术很高超，所造的运输船，大者长达20余丈，载重量可达万斛。所造的战船，有上下五层，可载士卒3000人。东吴在濡须口（今安徽巢县东南）和西陵（今湖北宜昌）建立了水军基地，以重兵防守。水军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曹魏、蜀汉的水军均非其敌手。在东吴同魏、蜀两国所进行的几次大战中，都是依靠这支强大的水军取胜的。曹操死后，魏文帝和魏明帝都企图渡过长江向南扩展，但面对长江天堑和吴国的强大水师，或望而却步，或无功而返。 [49]
武器
由于战争的需要，攻城略地的战略战术以及攻防器械和兵器制造，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攻防器械方面，官渡之战中，曹操下令制造发石车，摧毁了袁军的楼车，于是曹军转危为安。这种发石车被袁军称为“霹雳车”。 [45]
在兵器制造方面，蒲元擅长锻链铁器，他在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为诸葛亮制刀。其刀能劈开装满铁珠的竹筒，誉为神刀。
农业
东汉末期，因为天灾战乱，社会受到破坏，使得经济衰退，大量农地荒废。部份豪强世族纷纷率领族人，建立坞堡以自卫。在其周围从事生产活动后，渐渐成为自给自足的庄园制度。坞堡和庄园制度都影响后来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模式。
三国当中，以曹魏人口最多，垦荒的面积最广，这正是当时三国中以曹魏实力最强的原因。曹魏推行屯田制，组织流民耕种官田。这使得恢复社会秩序，增强曹魏实力。曹魏重视农业的另一实证是其大兴水利，其工程的规模和数量在三国中首屈一指。如233年，关中一带辟建渠道，兴修水库，一举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大为充实。再如曹魏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其成果使粮食产量倍增，但《三国食货志》也指出这些水利工程许多缺乏规划，仅能收短期效果。马钧擅长机械应用，提升生产量，制作出水转百戏和失传的指南车，荣获“天下之名巧”的美誉。他改良汉代的织绫机，使织出花纹具立体感，能与蜀锦相媲美 [18]。改良汉末毕岚的龙骨车，发明出龙骨水车来灌溉较高位的农田。部分梯田仍在使用。他还将发石车改造成轮转式发石车，提升抛击量与速度。
蜀汉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东汉末年遭受的战乱也较中原为轻。诸葛亮又派人整修和护理都江堰，保障农业灌溉。
孙吴所处的江南，社会经济起步较晚，在三国时还是人口稀薄之地。然而由于这里战乱较少，使得北方人民大量迁居，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劳动力。孙权登位后设置农官，实行屯田制，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发展。
商业
货币
由于东汉朝廷的崩溃，无人重铸磨损不堪的铜钱，加上大量私钱出现。到三国鼎立后，新发行的铜钱未能广泛通行，只好正式以布帛谷栗等实物为主要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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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一直无法摆脱实物交易的经济模式，少数几次的货币改革尝试都以失败收场，这可能与其国土内缺乏大规模的铜矿矿山作为基础有关。刘备入蜀后，巴蜀地区财政混乱，刘巴提出铸直百钱，平衡物价，解决问题。当中五铢钱与直百钱并用，为犍为郡所铸，从中知道蜀铸钱不只在一地，而蜀钱终三国一代也一直是蜀国重要的输出品，甚至连魏国都大量流入跟通行蜀钱。
贸易
孙吴在建安郡（治所在今福建省福州市）设典船校尉，海船南抵南海、北达辽东。海上贸易亦有所兴起，孙吴的商业都市以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吴郡（江苏省苏州市）、番禺（广东省广州市附近）为主，其中番禺以国外贸易为主。
手工业
曹魏建置大型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邺（今河北邯郸临漳县）、洛阳等贸易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和海外有贸易往来。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
蜀汉的手工业以盐、铁和织锦业等最为发达。左思《蜀都赋》中提到“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所以蜀锦能远销吴、魏二国，诸葛亮亦认为蜀锦为支持国家的重要物资。而南中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贡品，令蜀汉军费有所供给，国家富裕。至蜀汉亡时，官府仍有金、银各二千斤。首都成都也是当时的商业都市之一。 [17]
在纺织业方面上，孙吴在江南以产麻布出名，豫章郡（治所在江西省南昌市）的鸡鸣布名传千里。三吴出产“八蚕之绵”，诸暨、永安一带所产丝的质量很高。冶铸业以武昌（湖北省鄂州市）为最发达，孙权曾在开采铜矿，打造兵器。由于地处江南及海边，吴国盐业都相当发达，在海盐（今浙江嘉兴海盐）、沙中（今江苏苏州常熟）设官员，来管理这两地的盐业生产。造船技术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的发展，孙吴政权建立不久，就拥有船舰五千余艘，并不断派出较大规模的船队，北航辽东，南通南海。其中大船上下五层，可载三千人。晋在作灭吴准备时发明将许多小船拼装成一艘大船的造船方法。这种大船称为“连舫”。 [44]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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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巾之乱后，中原地区发生天灾饥荒，例如：“建宁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等纪录。董卓掌权后，放纵士兵淫略妇女，剽虏资物。在面对关东军联合讨伐下，竟然“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以至于民怨载道，人口数大减。曹操征徐州时，“凡坑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李傕等在关中，“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益州的刘焉、刘璋及荆州的刘表镇压叛乱，扬州因为孙策等人的战争，使得人口数都减少。
当时的人民朝三个方向流动：由关中西迁至凉州或是南迁至益州、沿汉水迁移至荆州，各约十万户。由中原地区往东北迁移至冀州或幽州，再迁至辽东。鲜卑和乌桓也因为这波流民而壮大。最后也是最大一股，是由中原地区迁移至徐州彭城，再南迁至江南地区。当时“是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孙吴立国的基础即建立在此上。例如：鲁肃、诸葛瑾、吕蒙、张昭及徐盛等人就是此次南渡的中原士族之一。
自三国鼎立局势渐渐形成后，人民转而因统治者或战争而被迫迁移。曹操攻击张鲁时及攻下后，共迁部份的川东汉中居民入关中。曹丕建都洛阳后，迁冀州五万户士家以实河南。魏灭蜀后迁蜀人三万家至洛阳和关中。刘备领有益州，多次迁民于成都平原。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后，也迁陇西居民以实汉中。孙权在早期即击败江夏太守黄祖，虏掠男女数万口。他建国后为了提升人口数，平定山越并以其“羸者充户，强者补兵”，并且骚扰淮南来获得人口。
根据史料记载，263年，蜀国有人 [34]；魏国有人 [35]；280年，吴国有人 [36]，总计郡县编户人口为人 [37]。现代学者考虑到被世家门阀荫庇的佃客、部曲还有屯户、兵户、吏户、逃户、漏户、隐户以及居于汉地的少数民族等等不纳入户口统计的人群，故认为三国末期约有3000万人，而东汉末年自曹操统一北方后，魏蜀吴三方势力的战争限于局部，如魏蜀交界的祁山、秦岭一带及魏吴相交的江淮之间，不再有波及全国并持续多年的战争，魏蜀吴又纷纷在其统治境内推行屯田、兴修水利、招徕流民等措施以此恢复社会经济，人口逐渐开始恢复，至三国初年约有2224万~2361万人左右，仅有东汉人口峰值的40%。 [1]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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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
汉晋之际的学术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动，主要受传统思想的变化与政治斗争有关，前者成份居大。由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变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因尚名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直，归于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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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东汉晚期政治败坏，局势混乱。曹操与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来恢复社会秩序。曹操提倡信赏必罚，主张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观念打破以门第或名教的标准。诸葛亮也提倡法治观念，入蜀后修明法制，执法公平。提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的主张以任才适用。他也重视军法，如街亭之战马谡违反军令而被斩，他也自贬三等。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为此后魏晋玄学思潮提供了基础，使名士基于政治黑暗将焦点由名法的具体问题转向玄学的抽象思辨 [21]。
经学方面，汉末郑玄之经学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晋之世，王肃继承父学而注经，其对经学的见解与郑玄不同，遂有郑、王两派互相驳难。曹魏末年，司马氏篡魏为晋。当时政治黑暗，知识份子之思想趋向反动、消沉而无出路。倾向曹氏者多是失势士子，采取清谈方式批评政治，主张自然。倾向司马氏者，则主张维持名教，使儒家作风渐起分化。因晋武帝为王肃外孙，遂被立为官学，一时黜郑申王，使王学成为宗主。
《竹林七贤》
魏晋时期最突出的思想为玄学。玄学属于儒家发展的新型态， [40]其基本教义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佛教般若学具有较高的思辨，它的思想被文人学士所吸收和改造利用，在经学向玄学的过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玄学家好谈玄理，不谈俗事，称为清谈，流行于魏晋时期。在240－248年的酝酿期，以何晏和王弼为代表。玄学家认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后原理的“本”方能了解平常所见的表象“末”，进而提倡“以本统末”的理论。又视“本”为“道”，类比为没有形体的“无”（原理、趋势），视“末”为实际现象的“有”，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之后到司马炎篡魏建晋为止。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把焦点由思想理论转移到人生问题上。当时政治黑暗，司马氏压抑士大夫，并以崇尚名教自饰。阮籍及嵇康等人遂主张礼法压抑人性且虚伪，强调人性的解放与自然真诚。他们带头实现这个理论，形成一股解放个性的风气。到了西晋之后，清谈之风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裴頠对“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
文学着作
三国文学中以曹魏文学最盛，分为前期的建安文学及后期正始文学，其中建安文学反对靡弱诗风，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这是因为自曹操等人热爱文学，各地文士纷纷吸附 [22-23]。建安文学代表人物为“三曹”及“建安七子”。其他的文学家还有邯郸淳、蔡琰、繁钦、路粹、丁仪、杨修、荀纬等。曹操具有沉雄豪迈的气概，古朴苍凉的风格，着有《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让县自明本志令》等文。曹丕及曹植才华洋溢，曹丕着有文学评论《典论》，导致文学开始自觉发展。曹植具浪漫气质，着有《洛神赋》等文。建安七子与蔡琰、杨修等人关心现实，面向人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汉末以来的社会变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例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
正始文学时期，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受司马氏操控，文人备受压抑，难以直接面对现实。当代的作家有竹林七贤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正始作家大都通老庄，好玄学，对于社会现实，不如建安作家那样执着，持比较冲淡的态度。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尚继承“建安风骨”，敢于面对司马氏政权，其文学都有鲜明的特色。《文心雕龙》提到“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说明了阮籍和嵇康皆为正始文学的代表诗人。
东吴作家有张纮、薛综、华核、韦昭等。张纮为孙权长史，与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陈琳等友善。薛综为江东名儒，居孙权太子师傅之位。华核则是孙吴末年作家。蜀汉作家有诸葛亮、郤正、秦宓、陈寿等。诸葛亮作为一代政治家，他的作品有《出师表》等。其文彩虽不如他人艳丽，然而内容浅易，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露出他北伐的决心 [24]。秦宓所写的五言诗《远游》，是蜀汉流传下来唯一可靠的诗篇。蜀中亦多有学者为书作注的人，如：许慈、孟光、尹默、李撰等，蜀汉后期有谯周、郤正都醉心于文学，谯周更写下了《仇国论》讨论过度征战的缺点，及郤正以依照先代的儒士，借文表达意见的《释讥》。东汉末年亦有研究纤图、术数的学者，如：任安、周舒，之后出现了周群、杜琼等人。
宗教发展
本时期为佛教与道教的发展时期。由于天灾人祸不断，人民纷纷寻求宗教慰藉心灵，使得能够逐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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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迄今尚不明确，但至迟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已成公论。三国时期，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洛阳，从事翻译。昙柯迦罗译出《僧只戒心》，是中土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即以迦罗为律宗始祖。魏明帝曾大起浮屠，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支谦、康僧会等先后入吴。孙权拜支谦为博士，辅导东宫。支谦的翻译广泛涉及大小乘经律，其中重要的有《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太子瑞应本起经》等。康僧会得舍利，孙权为之建寺塔，号建初寺。康僧会先后译出《六度集经》等。旧录载蜀国译有《首楞严》及《普曜经》。中土沙门也开始西行求法，朱士行于甘露五年（260年）出发前往于阗，写得《大品般若》梵本九十章，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遣弟子送回洛阳，后由竺叔兰译出，名《放光般若经》。
在佛教的影响下，方士把阴阳五行、服食炼养、导引行气、辟谷延年、神仙长生、鬼神祭祀、图谶符箓、巫术迷信等互相杂糅，并同《老子》牵合，构成原始道教。 [38]张角建立的太平道和张道陵建立的五斗米道，都是道教的雏型，到西晋时则称为天师道。张角的太平道，在道术方面较重“守一”。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又称《太平青领书》。内容庞杂，“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其社会思想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部分，也有呼吁公平、同情贫苦人民的部分。张角拥有广大教众后，于东汉末期率其弟张梁、张宝与部属张曼成发起“黄巾之乱”，最后被东汉朝廷击败而渐渐式微。张道陵于汉顺帝时入四川鹤鸣山，造作符书，创建五斗米道。一说五斗米道真正创始人是张修，张鲁杀张修夺取教权后托名张陵创教。 [39]该教可能是黄老之学与当地宗教的融合 [25]，符文大多源自巴蜀巫术。正一盟威之道的直接渊源就是巴蜀氐羌民族的原始巫教——鬼道。五斗米道与太平道教理教义基本相同。张鲁使教内“祭酒”诵习《老子五千文》，《老子想尔注》反映早期道教对《老子五千文》的解释。张鲁投降曹操后，五斗米道由巴、汉流传到江南一带。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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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在艺术方面，东吴有八位擅长各种艺术的名士 [75]，时人称为八绝 [75]。有吴范、刘惇、赵达、严武、皇象、曹不兴、宋寿和郑妪等人。例如严武擅下围棋，同辈中无人能胜，有“棋圣”之称。至于曹不兴则擅绘画、皇象则擅书法。
绘画
东汉末期动乱不堪，许多画作被破坏或遗失，造成损失。佛教的发展，开始出现以佛教为题材的绘画。三国时期的绘画，因政治动荡、社会混乱而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三国之前，绘画主要属于“百工之苑”的技术性职业，尚未艺术化，在本时期开始出现现实题材的内容，亦是由礼教宣传过祖”，作品有《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等。他曾把五十尺绢连在一起，画一人像，心明手快，渡到宗教宣传的时期。画家也由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转移到长江流域。当时有名的画家有曹不兴、吴王赵夫人，其他擅长绘画的有桓范、杨修、魏帝曹髦、诸葛瞻等人。孙吴曹不兴，擅长写生与绘佛画，被誉为“佛画之运笔而成。其作品富有立体感，世人有“曹衣出水”之称，号“曹家样”。孙吴吴王赵夫人，吴丞相赵远之妹，善于书法山水绘画，时人誉为“针绝”。她为孙权绘各国山川地形图，实开山水画之首。汉末杨修相传有《西京图》等画。曹魏桓范擅长丹青，魏帝曹髦绘画人物史实。蜀汉诸葛瞻亦工书画。
书法
书法艺术兴起于东汉末期。从三国到西晋，隶书仍是官方通行的书体，当时的碑刻大都用隶书写成。曹魏碑文书体方正、气度庄严，少有生趣。孙吴的着名碑刻有《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谷朗碑》等。其中《天发神谶碑》以圆驭方，势险局宽，气势雄伟奇恣。本时期主要的书法家有张芝、张昶、韦诞、钟繇及皇象等人。张芝擅章草，并创新出今草。出名的作品有《冠军帖》、《今欲归帖》等。张昶为张芝季弟，擅长章草与隶书。韦诞总结书法经验，着有《笔经》。其中“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是他的名言。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等作品为楷书经典之作。皇象擅小篆、隶书，尤精章草。流传作品有《急就章》、《文武将队帖》及《天发神谶碑》等。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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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
三国时，蜀汉在与曹魏的战争中，由于山道运粮困难，运输工具亟待解决。这时，诸葛亮设计了一种独轮车“木牛”，由其属下西曹掾蒲元制作，“廉仰双辕，人行六尺， 牛（指木牛）行四步，人载一岁之粮也”。 [58]这种独轮车适用于在崎岖小道上行走，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广泛使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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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
刘徽为三国时期的数学家 [19]，他自幼对数学有兴趣，学习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典《九章算术》。年长后于曹魏景元四年（263）着有《九章算术注》，借由自己的注解，使其容易了解。之后刘徽又着作《九章算术注》的第十卷，即《重差》（后称《海岛算经》），这使中国测量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20]。
天文
天文学方面，有先后担任孙吴与西晋太史令的陈卓。他收集各派资讯，完善中国星官体制，并绘制星图，为后世所沿用。
地理
裴秀的“制图六体”在中国地图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医学
华佗医术全面，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外科尤为擅长。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他曾用“麻沸散”使病人麻醉后施行剖腹手术，是世界医学史上应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治疗的最早记载。又仿虎、鹿、熊、猿、鸟等禽兽的动态创作名为“五禽戏”的体操，教导人们强身健体。后因不服曹操征召被杀，所着医书《青囊书》已佚。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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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伐高句丽纪念碑拓印片段
三国时期各国多与外族互动。东北方面，有高句丽、沃沮、夫余及三韩、百济。魏晋以来天山以北及蒙古草原的民族主要有乌孙、坚昆、敕勒、丁零、呼揭、匈奴、鲜卑及乌桓等族。
202年南匈奴归附曹操后，曹操将南匈奴分成五部，每部立帅长，并派汉人监督。乌桓族长蹋顿与袁绍结盟，并获得了单于的封号。鲜卑在东汉末期由檀石槐统一，屡次入侵边郡，他死后鲜卑分裂为东部、中部及西部鲜卑。西部鲜卑轲比能重整鲜卑后两度入侵曹魏，并响应诸葛亮攻魏。
235年，曹魏幽州刺史王雄遣刺客将他暗杀，其势瓦解。
西部方面，当时河西诸羌和武都、阴平的羌族分别归附曹魏及蜀汉。这两国相互攻伐时都征召羌族参加作战。西南方面，225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平定南中之乱，降伏南蛮族长孟获，并设置庲降总督管辖。往后虽有叛变发生，但皆不大。
孙权也展开海上的发展，他派使臣朱应、康泰泛海到夷洲、亶洲补充人口、到辽东、朝鲜半岛、林邑（今越南南部）、扶南（今柬埔寨）和南洋群岛等地沟通联系，这些都扩大孙吴在海外的影响力。大秦商人和林邑使臣也曾到达吴都建业。
孙权尚存的困难，一是对付山越的不宁，一是在巢湖地区抗拒曹魏的压力。东南州郡山区的山越人，阻险割据，甚至北联曹魏，反对孙权势力向南方内地扩张。孙权与山越进行过多次战争，屡获胜利，234年，诸葛恪率军进攻丹阳山越，经三年围困，山越十万人出山投降，其中四万丁壮补兵，余下的成为编户。孙权统治的几十年中，山越人大体与汉人趋于融合。
帝王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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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世系
追认的先祖
姓名
表字
庙号
（追）谥号
封号
史称
在位年限
曹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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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皇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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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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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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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
孟德
太祖
武皇帝
魏王
魏武帝
-—
曹魏世系表
庙号
谥号
封号
史称
姓名
年号
在位时间
世祖
文皇帝
魏王
魏文帝
曹丕
黄初（7）
220—226
烈祖
明皇帝
平原王
魏明帝
曹叡 [68]
太和（7）
青龙（5）
景初（3）
226—239
—
—
齐王
齐王
曹芳
正始（10）
嘉平（6）
239—254
—
—
高贵乡公
高贵乡公
曹髦
正元（3）
甘露（5）
254—260
—
元皇帝
陈留王
魏元帝
曹奂
景元（5）
咸熙（2）
260—265
蜀汉世系
蜀汉世系
庙号
谥号
封号
史称
姓名
表字
使用年号
在位年月
烈祖
昭烈皇帝
汉中王
汉昭烈帝
刘备
玄德
章武（3）
221—223
仁宗
1.安乐思公
安乐公
汉怀帝
刘禅
公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