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那些新科进士们往往都是提心吊胆，惟恐发外去做知县。

再加上大明县制的弊端也不少，其中有些弊端还相当严重。

仅是后世史学家总结出来的，就有至少四点比较严重的问题。

第一、大明县官与县吏，设置的比例极不合理。

一县衙官员最多才四人，需应付来自六部和省、府，两个方面的各种指令和检查。

还要从钱粮、刑名、学校、风化、生产各方面，有效统治全县几十万百姓。

因此县政把持在群吏手中，最终导致行政者无权，有权者又非行政决策者的混乱局面。

第二、大明考察县官政绩首列催科，实际上就是逼官残民。

为完成征派任务，各地知县全然不管百姓死活。

本来有田才有田赋，然而到了明中期天下额田已减半。

所失额田均被官僚、绅衿、地主，利用飞洒、诡寄等手段侵吞了。

然而额田虽失，但田赋却丝毫不能减少，于是知县又把失额推到了农民身上。

第三、大明县衙的办案，是非常黑暗的。

官司的胜负往往不决定于是非曲直，而取决于贿赂的多少，以及权势的大小。

平民百姓一涉及官司，非家破人亡不可。

首先的花费是写状词、请讼棍，不请讼棍非败诉不可。

其次要行贿吏书，并通过吏书之手转而行贿于县官。

有明一代，真正为百姓服务、清正廉明、为民请命的县官，几乎是没有的。

第四、大明管治县衙的“婆婆”，也实在太多了。

既有中央六部直接插手地方政务的“条”，也有省、府作为县顶头上司的“块”，甚至还有来自中央的各类御史、钦差。

朱棡之所以选择在溧水县拖延时间，主要就是为了查探王承基及其麾下官吏。

是否存在侵吞额田的情况，以及六部和御史胡乱插手县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