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多年前的时候，我第一次在英国出版了几部书的英译本，比如《诗人的市场》、《童话集》和《未带图片的画册》。英国的评论界和读者对我这几本书表现出同样友好真诚的欢迎，我收到了许多喜欢我的不认识的英国读者的来信。

伦敦著名出版商亚瑟·黑斯廷斯爵士，还给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寄来一套装帧精美的我的文集。有位备受尊敬的名流告诉我，国王在收到这套作为礼品寄来的书时，对我获得的认可表现得无比兴奋。

与此同时，他对我载誉国外，而在国内却屡遭攻讦和轻视的情况感到非常惊讶。我感觉国王在读过我的童话以后，对我又增添了几分好感。当我在接待室向国王呈献我的最新作品时，他由衷地说：“直到现在我才真正理解你。可我难得见到你。我们得经常在一起聊聊天。”

国王说完接着告诉我，他知道我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享有很高声誉。他为此感到非常欣慰。他还谈到了《我生命的真实故事》，他以一颗悲悯的心怀，成为了我这本书的知己。

临别之时，他问我：“明天你在哪里就餐?”我说在餐馆。国王笑着说：“那就来与我和夫人一起进餐吧！我们四点开饭。”我的命运从此改变了。然而，改变命运的契机其实早在1833年我在巴黎瓦埃勒饭店遇见亚瑟·黑斯廷斯爵士的那个下午就埋下了。

与我一同改变命运的，还有两位意大利来的家伙，我为他们得以保全性命而感谢全能的上帝，但在十几年后的现在，我又不禁感到怀疑，为何上帝保佑的结果最终却是将战火燃烧到了神的土地？

——汉斯·安徒生《安徒生日记》

早在前往瓦埃勒饭店赴宴之前，亚瑟就已经准备好了《英国佬》与安徒生的合同。

作为一位名气只局限于丹麦国内并且多半是恶名的年轻诗人，《英国佬》可以相当轻松的给出高于安徒生心理预期的价位，更别说亚瑟一同赋予安徒生的还有《英国佬》部分作品在丹麦的发行权利以及那位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埃尔德·卡特先生大作的改编权了。

一个顶着爵士头衔的道地英国老骗子向来是深谙如何和年轻人拉关系的，尤其是与一个对世界依然满怀期待的年轻诗人拉关系。

安徒生望见亚瑟叼着雪茄在餐桌上随手签下了一张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五十镑支票，也不由得为这位英国富翁阔绰的出手而震惊。他甚至什么都还没做，就收到了这么大一笔预付款项，这在丹麦出版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根据货币汇率，英国的1先令可兑5丹麦达勒，1镑便是100达勒，五十镑便是五千达勒。

而安徒生在哥本哈根读书时，每个月的房租不过16個达勒，而这次他在欧洲的游学旅行是收到了丹麦国王的青年学者游学奖金，每个月可以拿到200达勒的国家补助。

即便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行政长官，他每年明面上的薪水收入也不过就是五千达勒这个数了。

直到这个时候，安徒生才真正理解了海涅极力向他推荐《英国佬》的原因，亚瑟·黑斯廷斯爵士确实如海涅所说在稿酬问题上从不难为人，而且英国的出版业也远比他想象的更加挣钱。

这位丹麦鞋匠的儿子并不善于隐藏自己的感情，亚瑟瞥见了安徒生的表情，也颇有种从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回到人间的踏实感。

这几年他看到了太多的穷奢极欲，以致于让他感觉四千多镑的个人财富其实与街头乞丐并没有太遥远的距离，这些钱在瓦埃勒饭店附近的奢侈品店面前根本没有多少购买力。

罗斯柴尔德可以用五百镑买下一幅画去取悦苏塞克斯公爵，但是亚瑟只要付出十分之一便能让史上最成功的童话作家受宠若惊。

不得不说，这笔钱花的很值得。

亚瑟一边与安徒生寒暄着，一边从衣兜里取出名片，指导他之后应该将稿件寄往伦敦的哪个地址。

而大仲马与海涅聊了两句后，眼角的余光便发现了今天来到瓦埃勒饭店用餐的还有不少老熟人。

“海因里希，那是阿道夫·努利吧？”

“阿道夫·努利？”亚瑟被这个新出现的名字吸引了注意力，这位《英国佬》的股东向来重视提升杂志版面的内容质量，他想当然的问道：“他写过什么作品？”

海涅从旁解释道：“亚瑟，努利先生可不是作家，而是作曲家和歌唱家。你来巴黎之后去看过芭蕾舞剧吗？那部开创性的白色芭蕾舞剧《仙女》就是努利先生编曲的。”

大仲马强调道：“除此之外，努利先生也是与我一样的坚强战士。七月革命那天，我在巴黎圣母院前的桥头战斗，努利先生则战斗在主城区的街垒，他一边激烈开火一边高唱《马赛曲》鼓舞士气。当时，努利先生所在的街垒遭到了龙骑兵的猛烈冲击，但是在他的歌声和子弹面前，龙骑兵们却没能成功向前推进哪怕一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