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要说要航运，元朝确实比明朝要高明许多，最起码元朝就是发展海运为主而不是走运河，每年因为海难造成的损失虽然也有，但是却和走河道造成的损失差不多，算是可以接受的损失。

但是到了明朝，一味强调海运不安全，却没看到其实走运河依旧有沉船的风险，殊为不智。

殷士谵自以为有了这个消息，所以在高拱表态后，他马上也提出了反对。

“首辅大人，李贵和的建议我也知道，先不说开凿新河需要的海量银钱，朝廷现在能不能够负担的起，就说这运河之水，但就胶河和莱河的水量，怕是不能保证运河同航的水量。

届时，势必还要开凿引水渠引入周边大河之水，这岂不是又把新河与黄河联通？

届时黄河泛滥之时，怕是黄沙又会淤堵新河道。

我看这事儿，其实就是劳民伤财，还是不要做为好。”

殷士谵开口就直接否定了高拱的意见，自然让高拱不悦。

其实关于河道水量的问题，在工部研究时就有过争议，一些人觉得建议很好，水量其实应该够用，元朝之所以没建，那是因为那时候元朝朝廷腐败，官府没钱办成这事儿。

开凿新河道，特别是在那个地形复杂的地方开挖新河，投入巨大，要是因为没钱为继，搞成烂尾项目，那损失才叫人心疼。

而且在元朝考虑此事时，其实已经是元末，因为黄河水患的影响，百姓纷纷揭竿而起。

这个花费巨大的项目从提出到束之高阁不过是短短数月时间罢了，元朝朝廷并没有派人反复认真勘察地形，因为那时候的财政已经转向平叛的军费开支，根本拿不出钱财处理此事。

和高拱交谈的人，当然刚好就和殷士谵咨询的主事意见相左。

一个认为水量不成问题，最主要影响效果的还是朝廷是否有充足的财政保证开挖新河工程的按时完工，而另一人不仅认为朝廷没钱完成新河道开挖，也因为开挖后可能存在水量不足难以行船的理由，进而坚决反对此工程。

因为两个人咨询的工部主事意见不同，所以虽然在禀报此事时也说了工部内部的争论，但都因为他们本身的立场而很轻易的几句话带过，自然就没有引起高拱和殷士谵的重视，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事儿而已。

张居正的情况也和他们类似，他也听说了工部的争论，而且也知道朱衡为此已经派人去山东勘察地形，实际上工部并未就此事有部议出来。

至于高拱口中工部认为开凿新河道可行，其实只是工部参与商议的官员，大部分选择支持开挖新河的缘故。

但是因为朱衡并未就此上奏，其实这就是高拱做事不严谨，只知道漕运已经成为朝廷面临的头等大事，现在知道有办法绕过黄河这个隐患，保证漕运畅通，自然是马上就要表态支持。

对大明来说，还有比漕运更重要的事儿吗？

没有了，除非北面又打仗，鞑子跑到京畿地区来。

张居正本来想说等工部派出的胡惯勘察回来，看他怎么说再决定时，高拱就已经开口了。

“什么劳民伤财？我这是在寻找解决朝廷难题的办法，大家来此商议，支不支持你直接表态就好了，说什么我这就劳民伤财了。”

高拱不忿的回怼殷士谵，殷士谵自然也是不惧，直接反唇相讥道：“明知不可为，为了狗屁政绩就要推动此事，不是劳民伤财又是什么。

还工部议论可行，据我所知，工部根本就没有部议.”

在高拱值房里，两人直接就开始争吵，最后不欢而散。

在张居正和殷士谵离开值房后，高拱就直接提笔写了条子，派人送往工部。

自然，这条子就是督促工部尽快确认莱芜运河一事，高拱不打算继续在内阁议论，也不想此事久拖不决，他要直接督促工部开始行动。

朱衡收到内阁条子的时候还是一脸懵，他已经派出主事胡惯去山东实地勘察。

之所以派他，也是因为这胡惯还算是高拱的门生，他实地勘察的结果，应该能够被高拱认可。

好吧，不管如何，现在的朱衡是认清了朝廷的局势，打算以后都顺着高拱来，免得给自己找不自在。

派人送走条子，高拱就坐在位置上思考半晌，他已经不能忍受殷士谵这样目中无人的态度。

他要出手，把殷士谵撵出朝堂去。

于是当晚，高拱就在府中召集了御史赵应龙、都给事中韩楫等人。

毕竟做了这么久的官，高拱当然明白，要让人滚出朝堂，自己撸袖子上不行，那太莽撞，还是要有心腹之人在都察院和六科办事才好。

想想魏广德，就在科道安插了欧阳一敬，每每要对人出手就是科道先行弹劾，平日里还能靠这些人拉关系。